亚马逊裁员一万四、微软裁员一万五、沃尔玛未来三年员工总数零增长……

当一家公司宣布裁员时，如果不是你所在的公司，不是你所在的部门，不是你认识的人，它就只是一组数字或一条新闻，人类同情心的触发阈值越来越高。这就像环保主义者天天谈的气候末日论，大部分人都是充耳不闻，除非大海淹到家门口，才会真的关心并相信灾难来了。

没有经历过气候灾难的人，无法理解家园被毁的绝望。没有经历过失业的人，只会低估了失业带来的身心双重打击。无论中国还是美国，主流社会中，失业往往被视为个人失败，因此，人们不愿谈论它，甚至避免去思考它，总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从而减少了公共讨论和防范意识。

于是，我们过去熟悉的打怪升级的路径，上名校、进大公司、考公考编，没有比这更成功、稳妥的人生之路，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演，人们甚至从来不去质疑这套打法的深层假设：资源是稀缺的，物资是匮乏的，机会要靠竞争，生活要靠工作，人生成就由工作来定义。

当所有人都这么想时，打怪升级的独木桥就变得拥挤不堪，当99%的人都被一路淘汰之后，这条唯一的成功之路就变得成本极高、回报极不确定，典型如鸡娃鸡成躺平一代，高校普遍实施的非升即走，大厂流行强制性的末位淘汰，诸路牛马社畜一律降格为人矿。

勤奋叙事的失灵是时代巨变发出的最响亮警报，人们正在用稀缺思维来对应正在到来的丰裕社会，但所有的规则已经改变。

工作是人类历史的非常态

所谓工作，其实是资本主义对现代人的一种规训。

工作的历史其实很短，现代人对工作的依赖，是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体系在短短两个多世纪内，通过时间和空间分离、异化、和身份锚定，强行建立起来的一套社会规范。

从公元前约30万年前到1万年前，在人类长达数十万年的历史中，工作的概念根本不存在。狩猎采集社会，人类的核心是生存活动，而非工作。采集食物、打猎、制作工具等活动是与休闲、社交、讲故事等融合在一起的，没有明确的界限。

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提出，狩猎采集者是原始的丰裕社会。他们获取生存必需品所需的投入时间极少，通常每天只需3到5小时，其余时间用于休息、娱乐和文化活动。

在这个漫长的时期内，现代工作者每周40小时甚至更高的劳动时长，对我们的祖先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奴役和浪费。

随后，在约1万年前到18世纪，农业革命带来了定居和更高的劳动投入，但劳动形态依然与现代“工作”有巨大区别。农民的劳动强度随季节波动巨大，农忙时极度劳累，农闲时大量休息，劳动节奏由自然周期而非工厂的钟表决定。

农业社会，人们的劳动场所如农田、作坊、商店与生活场所高度融合，职业身份是模糊的，人的身份由其社会地位、家族血缘和土地所有权定义，而不是由其市场上的职业定义。劳动是义务和生活的一部分，但不是身份的全部。

我们今天熟悉的工作概念，是随着工业革命的机器和工厂制度诞生的。这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不到250年的短暂瞬间。

现代工作核心要素的形成，首先是时间化，工作被时钟定义。由此，劳动不再是基于任务完成，而是基于投入时间也就是小时工资，这也引入了工时的概念，并使休闲与工作彻底对立。

与此同时，工厂和办公室的出现，将工作与家庭生活物理隔绝。结合异化概念也出现了，劳动者生产的产品不再归自己所有，而是归资本家。工人与劳动成果、与劳动过程、与自我本质发生分离。

于是，工作变成一种身份锚定。“你是做什么的？”成为社会交往中最重要的问题。个人的社会价值、收入和阶层完全由其职业和市场价值决定。

二战后，在福特主义模式下，大规模生产与大规模消费形成闭环。一个人在一家大公司拥有一份稳定、长期的全职工作，成为社会中产阶级主流的生活方式。工作成为了个人在社会中最重要的身份标签，并与社会保障、社会地位深度绑定。

此时，人类继原始狩猎社会之后，再一次进入一种物资生产极为丰富的丰裕社会。

美国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在1950年代首次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丰裕社会的概念，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从根本上摆脱了长期以来困扰人类的贫困和稀缺问题，进入了一个物质产品极为丰富的丰裕社会。

加尔布雷思的深刻之处在于，在丰裕社会中，企业和市场极力鼓吹个人消费，使得私人拥有的商品非常丰富，比如汽车、家电进入寻常百度家；但与此同时，公共服务业如教育、医疗、公共交通、环境保护等却因投资不足而显得十分落后和“污秽”。

我们今天的工作观，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这种看似丰裕社会实则稀缺社会下被塑造而成。

工作不仅是为了生存，更是为了获得收入去购买由资本主义体系制造的商品，以满足社会对成功的定义。“努力工作是道德高尚的”这一观念，即使在非宗教背景下也深入人心。失业被视为个人道德失败，而非经济系统性问题，从而产生了羞耻恐慌。

在稀缺资源的竞争中，工作本身成为目标，人们为了获得或保住工作而工作，最终忘记了工作的意义。

今天，随着后工业社会、信息技术和全球化的到来，稳定的铁饭碗正在瓦解。零工经济、平台劳动、远程工作的兴起，使得工作形态再次变得碎片化和灵活化。同时，人工智能的崛起正在从根本上挑战“人以劳动创造价值”的传统命题。

当写论文跟炸薯条一样容易

若干年后回望，我们大概率会发现，人工智能就是那个我们从瓶子里放出来的妖怪。

否则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接受完2025年度伊丽莎白女王工程奖后，不会也同时接到查理国王的亲笔信函表达对人工智能安全性的担忧。

我们正处于知识的丰裕时代。过去知识是稀缺的。它需要数年的教育、昂贵的书籍、期刊订阅，以及人类导师的亲自传授。如今，Gemini、元宝、DS能够瞬间整合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文本数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合成和生成。

在人工智能驱动下，知识工作者正从匠心独运的厨师转变为快麦当劳的临时工。

2025年4月，在MetaLlamaCon大会上，微软首席执行官萨提亚・纳德拉在与Meta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的对话中透露，微软公司代码库中有20%至30%的代码是由人工智能写的。在这个会议数天前，谷歌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表示，人工智能已经生成了谷歌公司代码的30%以上。

现在程序员典型的工作场景已经是高度人机协作：AI负责编写函数、调试和文档。人类工程师的任务是输入准确的提示词（Prompt）和整合代码块，更像是在操作工具。公司对初级程序员的技能需求从“创造”转向了“与AI协作及质检”。

如此，曾经是知识工作代表的程序员，如今已经变得跟麦当劳里小时工一样，只需要按照操作流程把冷冻薯条倒入油锅、等待数分钟捞起装盘即可，任何正常人都可以胜任。

社会学家乔治·里茨最早提出了工作麦当劳化，他观察到快餐行业的运营原则——效率、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控制——正主导社会各领域的工作组织方式，它的特点是把包括知识工作在内的复杂劳动，分解为可快速执行、易于管理的标准化任务，虽提升了效率，但也可能导致工作异化、创造力扼杀和“非人性化”的困境。

除了程序员之外，典型的白领岗位——初级的律师、金融分析师、内容营销人员，都已经感受到了来自人工智能的威胁。

像HarveyAI这样的法律人工智能工具，已被Allen&Overy等多家顶级律所采用，用于处理尽职调查、合规审查等任务，这直接改变了初级律师的工作性质，他们的核心工作从法律研究、案卷分析，变为操作AI法律研究工具，并对结果进行初步筛选。大量的基础性、重复性工作被AI吸收。摩根大通的COIN程序使用AI系统分析金融合同，每年节省了超过36万小时的人工律师工作时间。

如果你想看看深处的工作是否被麦当劳化，可以观察以下四个要素的变动情况：

首先是效率的提升情况，人工智能对效率的提升越快，说明麦当劳化的加速越快。

AI可以在秒级内阅读完数千份财报、法律判例或合同，并提取关键条款、识别潜在风险点。人类需要数周完成的工作被压缩到几分钟。人工智能将复杂的知识生产过程分解为一系列标准化的、可快速执行的步骤或任务，寻求从“问题”到“解决方案”的最速路径。人类员工不再亲自创作，而是学习如何用最有效的“提示词”来驱使AI生成所需内容，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在优化效率，但最终会优化掉员工。

其次，工作的可计算性越强，也说明麦当劳化的指数在提升。

在人机协作的工作场景中，未来考核员工，更倾向于用可量化的指标（如数量、速度、点击率）来评估工作和成果的价值，而进一步忽视那些难以量化的方面，如创造性、深度、战略洞察力或用户情感共鸣。

可计算性还体现在，主要决策是否由数据来驱动，一个设计的好坏不再由艺术总监的主观审美决定，而是由A/B测试的点击率数据来决定。人工智能能快速生成海量方案进行测试，最终胜出的往往是数据最好看的，但不一定是艺术上最优秀的。

再次，工作的可预测性越高，也是越接近麦当劳化。你所在的公司是否越来越多强调，要确保工作流程和最终产出都是统一、规范、可预期的，最大限度地减少意外、偏差和个性化表达。

最后一个观察指标是，控制程度，是否越来越多的用非人技术取代人类判断，通过技术、算法和规则来控制和规范员工的行为，减少对人类技能、经验和自主决策的依赖。AI不仅是工具，更成为监工和项目经理。它可以分配任务、监控员工活动数据、优化工作流程，甚至评估员工绩效。

俯首下流

知识工作者的麦当劳化，也意味着一个阶层的滑落。

过去，自动化主要影响蓝领。今天，AI正在把白领和技术性工作麦当劳化。这使得焦虑从社会底层向上蔓延，中产阶级也开始担心自己的工作会被算法取代。

大量的白领内卷工作，其本质只是为了维持收入和身份，而非创造实际价值。UBI可以作为一种安全网，允许人们拒绝从事这类无意义、有损健康的内卷工作，从而追求更有价值的活动。

日本在经历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后，陷入长期的“失落的二十年”。经济停滞导致收入增长缓慢，终身雇佣制瓦解，临时工、派遣工等非正规雇佣比例大增。战后日本曾以“一亿总中流”（即一亿人口都是中产）自豪。到新世纪，这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开始分裂，出现了“上流”与“下流”的两极分化。据此，日本学者三浦展在2005年提出了下流社会的概念。

下流社会指向的几个大趋势，如今有在全球扩散的趋势：首先是阶层的固化与再世袭化，下流阶层的子女，由于其教育资源、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匮乏，很大概率会继续停留在“下流”阶层，形成贫困的代际传递。

随后“下流”从被动到主动，一部分人是因为社会经济结构变化而“被动”地滑落。但三浦展更指出了一个关键现象：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是“主动”选择成为“下流”。他们满足于低欲望、低消费的生活，不愿承担压力和责任，对结婚生子、买房、晋升等传统人生目标兴趣缺缺。

最后反映为社会活力的衰退，社会共识的撕裂。当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失去了奋斗的意愿和能力，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力、消费能力和经济增长动力都受到严重制约。

今天，从美国到欧洲，下流社会几乎成为一种全球性危机。

从美国梦的破灭到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兴起，揭露美国中产所遭遇的失去的二十年，只是这一切被经济泡沫所遮蔽，靓丽的经济增长数据，节节攀升的那斯达克指数，共同吹起一个镀金时代。

底特律、克利夫兰等传统工业城市的经济衰败，导致大量原本属于中产阶级的工人及其家庭滑向底层，整个社区陷入萧条，形成了地理上的下流区域。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夫妇的研究揭示了美国中年白人蓝领中绝望之死（因吸毒过量、酗酒和自杀导致的死亡）现象的激增。这背后是制造业岗位外流、 opioids（阿片类药物）泛滥以及社区解体，正是“下流化”中最绝望的体现。

从宏观数据上看，美国中产收入增长几乎停滞，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经通货膨胀调整后，2019年美国典型全职男性工人的收入中位数与1978年几乎持平。而同期，最富有的1%家庭的收入占比从约10%飙升到超过20%。

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危机中，美国中产阶级的财富严重缩水，而最富有的1%家庭却更快地恢复了损失并继续积累财富。

白手起家，穷小子变大亨的故事越来越少，阶层流动困难，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发现，“绝对流动性”（即孩子收入超过父母的比例）从1940年出生的约90%骤降至1980年出生的约50%。美国梦的实现概率大幅降低。

在欧洲，千欧一族在西班牙变得普遍化， 这个词专指那些月收入在1000欧元上下、无法经济独立、被迫与父母同住的年轻人。他们通常受过良好教育，却无法找到匹配的工作，是下流化中高学历、低成就的典型。

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即使在疫情前，欧元区的青年失业率长期徘徊在20%左右，南欧国家如西班牙、希腊更是经常高达30%-40%。这导致整整一代人难以获得稳定的职业生涯起点。许多年轻人只能找到有限的短期合同工作，缺乏职业保障和发展前景。这创造了所谓的 “千禧一代特权阶层” 的讽刺性现象，即不稳定成为新常态。

当前生产率不断提高但贫富分化加剧的背景下，丰裕社会与下流社会的碰撞，非简单的共存，而是一场深刻的结构性撕裂。

在中国，躺平与摆烂文化的流行，是对下流社会最直接的文化回应。

当年轻人发现通过个人努力难以在大城市安身立命时，他们选择退出“拼命工作、拼命消费”的竞争游戏，降低欲望，减少消耗。这与日本三浦展描述的“对全盘人生热情低下”的“下流”青年如出一辙。而“985废物”等网络自嘲群体，则是一批毕业于名牌大学的年轻人，发现自己依然无法获得预期的成功，产生了强烈的挫败感和阶层滑落焦虑。他们是被下流化威胁的潜在对象。

丰裕只是少数人的神话，大部分人坠入下流才是真相。

一边是技术繁荣、财富爆发的景象，另一边则是广泛存在的无力感、焦虑感和阶层固化的现实。这种对立不仅是经济的，更是政治和社会的，它挑战着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稳定性，呼唤着在财富分配、社会福利和教育公平等领域进行深刻的结构性改革。

“社会主义”市长越来越多

丰裕社会的提出者，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早在1950年代就观察到的，在丰裕社会中，问题不再是生产不足，而是资源的分配不平衡和公共领域的投资不足。技术为人类提供了免于工作的物质基础；而社会结构、分配意愿和人类根深蒂固的心理惯性，使我们无法保证一代人能够免于恐惧。

2020年7月18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一年一度的纳尔逊·曼德拉演讲上，更是谈及不断变化的世界要求制定新一代的社会保障政策。

分配问题自古存在。《常识》的作者托马斯·潘恩在1797年，就提出了全民基本收入（UBI）方案，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国家基金，定期向所有公民发放年金，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从YouTube到B站，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论UBI，关注收入分配公平。最近的一个大新闻是，资本主义之都纽约，选出了一位“社会主义”市长佐赫兰·马姆达尼，从侧面反映了民意涌动的潮向。

马姆达尼的竞选时宣称，他当选后，要让公交免费，冻结房租，兴建公屋，同时加收富人税，年入100万美元以上的每年要上缴2%的税，弥补公共开支。这打动了渴望推动社会公平的纽约群众。在全球城市中，纽约拥有的亿万富豪最多，达123位，总资产达7590亿美元。

美国理财服务网站GoBankingRates称，按照50%基本生活开支、30%可自由支配收入、20%长期投资理财的“50/30/20财务规画”的标准，将舒服生活的标准定义为收入水平超过基本生活开支的两倍。根据这一标准，纽约市居民要想舒服地生活，年收入需要达到18万美元以上，是同期纽约人均收入的两倍多。

显然，绝大多数人都无法在纽约过上舒适的生活。马姆达尼2024年接受BBC说，“这座城市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每晚有50万儿童饿着肚子睡觉，最终，这座城市正面临失去其独特魅力的危险。”

马姆达尼在从政前曾是房地产顾问，主要帮助纽约皇后区低收入家庭解决贷款危机，避免房屋被银行收回。这段经历让他直接面对唯利是图的银行和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成为他政治觉醒的催化剂。他的所有主张都围绕着为工薪阶层、少数族裔和移民争取更公平的生活。

后来他加入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这是美国最大的左翼政治组织之一，主张通过民主手段，在社会中推行社会主义改革，如全民医保、免费教育、加强工会权力等。

在竞选纽约市长时，马姆达尼的他的竞选政纲和政策主张，集中体现了对市场失灵和财富高度集中的强烈不满，主张通过政府权力进行大规模干预和财富再分配，因此被《纽约邮报》等媒体戏称为：“马克思就位，预备，冲！ 社会主义者马姆达尼赢得市长竞选”。

丰裕社会的悖论UBI难以化解

无论是讨论UBI方案的热潮，还是诸如马姆达尼等左派政治人物备受追捧，都说明了对于社会不平等的呼声日隆。

这大程度上源自于，过去二十年西方世界产业空心化，导致的传统中产收入下滑，以及技术革命带来的收入K型分化。

在K的上叉，掌握数字资本、AI技术、高阶编程和平台运营能力的人和企业，财富和收入呈指数级增长。截至今年11月初，全球市值最高的五家公司均来自科技行业，分别是微软、英伟达、苹果、谷歌、亚马逊。

《福布斯》杂志公布2025年最新富豪榜，马斯克以3420亿美元再度称冠。虽然他的财富不只是数字，更代表一种时代的精神象征，太空探索、AI革命、自动驾驶愿景，也折射了收入沟壑之幽深。

技术效率的爆发导致劳动价值的瓦解。互联网巨头和AI公司用极少的人力创造出极高的市值。英伟达市值高达4.5万亿美元，跟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接近，如果作为一个国家计算，可以排到全球第四。但截至2025年中，英伟达雇佣的员工总数只有3.6万人。如果少数公司、少数人掌握的系统就能完成大部分劳动，那么劳动者将失去议价权和工作机会。

因此，在K的下叉，依赖可替代性技能、传统零售业、服务业和体力劳动的人，收入停滞甚至下降，面临被平台算法压榨和被自动化取代的风险，典型代表是网约车司机和外卖快递员、传统零售和餐饮服务业员工、被外包和软件取代的白领支持人员。

这三个群体是美国K型下叉人群的缩影。他们共同的困境在于，对传统公司和数字平台雇主的议价能力几乎为零。他们的命运高度依赖于算法和资本的效率优化，而由此产生的财富和红利却无法回流到他们手中，体现了数字化浪潮拉大的贫富差距。

此外，数字技术催生了大规模的资产泡沫，特别是房地产和科技股。没有资产的工薪阶层，即使收入不变，财富也在相对贬值，生存焦虑加剧。

当市场机制无法自我纠正这种系统性财富集中时，UBI被视为一种外部干预，用于提高下叉人群的购买力，缓和阶层矛盾。就连马斯克都认为人工智能将消灭大部分工作，UBI是“不得不做”的事情。

UBI当然不是最理想的解决方案。UBI的核心模型是无条件、定期向所有公民发放一笔现金，其缺陷也很明显：

首先是财务上的可持续性。在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政府债务已经压力巨大，增加一个永久性的、规模巨大的支出项目，其长期可持续性令人担忧。

其次，如果UBI的发放没有伴随着商品和服务供应的相应增加，就意味着社会总需求（特别是对基本生活品的需求）会突然增加，这很可能推高整体物价水平，最终对低收入群体伤害最大。

近些年不同于UBI的一些替代性选择方案也开始出现。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负所得税（NIT），它设定一个收入门槛。如果个人收入低于这个门槛，政府不是征税，而是按一定比例给予补贴（即“负”的税），直到其收入达到门槛为止。收入高于门槛的人则正常纳税。这一方案优点在于自动地将资源转移给最需要的人（低收入者），避免了给富人发钱的浪费。由于补贴是随着工作收入的增加而逐步减少，而不是突然消失，它鼓励人们去工作，因为多工作总是能带来更高的总收入，还可以通过现有的税收系统（如税务局）执行，非常高效。

此外，还有一些方案从强化全民基本服务，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和托幼领域，减轻民众的生活负担，并投资于长期的人力资本，同时对现有福利体系进行智能化、人性化改革，消除“福利陷阱”，提供伴随式的就业指导和社会服务。

收入分配的变革不是要消灭自利，而是要引导和升华自利。通过制度设计，让精英认识到一个更公平的社会才是他们长远财富和安全的保障，需要依靠人性中的善来制衡人性中的恶。

当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无法分享发展的成果，并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时，社会的稳定、经济的活力与创新的源泉都将面临枯竭的危险，恐慌将成为一种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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