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来，深圳、温州、珠海、广州、扬州等不少地方，都成立了一类新机构。这些新机构名称不尽相同，有人工智能局、人工智能发展局、人工智能发展中心、人工智能发展服务中心等；形式上也有差异——既有独立建制的专职部门，也有在现有机构基础上加挂牌子。但定位都指向人工智能，目标也十分明确，那就是通过设立新机构、制定规划等措施，在人工智能发展中抢占“身位”。

为人工智能设立专门机构，首先在于人工智能的重要性。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已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和焦点。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迅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6000家，核心产业规模预计突破1.2万亿元。截至去年底，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达到6.02亿人，较2024年底增长了141.7%。

2月24日，在湖北武汉，人形机器人在现场表演踢足球。新华社记者肖艺九摄

可以说，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政府部门的提前谋划、超前部署密不可分。早在2017年，国务院就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025年8月，《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明确了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总体要求、发展目标和重点方向；“十五五”规划建议则提出“加快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创新”“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等目标。为人工智能设立专门机构，就是这些地方进一步响应国家战略、抢抓新质生产力机遇的有力举措，体现着“不创新不行，创新慢了也不行”的主动性。

另一原因，也缘于人工智能产业涉及面广、带动性强，需要更好地因地制宜、协调发展。从电力系统到芯片、数据中心，再到模型和智能体开发，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至于到了应用层，更是要和各行各业“打交道”，势必需要市场各环节、社会各方面综合协同。在地方政府层面，人工智能产业的管理服务职能通常分散在多个部门，多头管理、资源分散、协同不足的痛点和问题一定程度上存在。面向人工智能产业成立新机构，有利于整合资源、明确权责，贯通起从研发到应用的全链条，更好统筹人工智能发展。

仔细观察这些“人工智能局”，能清晰看到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考量。南京市雨花台区成立人工智能发展局，依托当地深厚的软件产业底层，推动工业软件与AI深度融合；广州市海珠区挂牌人工智能发展局，意在围绕时尚设计、低空经济、智能网联汽车等特色领域，开放一批“超级应用场景”……这些举措体现了地方政府对人工智能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更加重视错位发展，更加关注对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进行系统性培育。

成立人工智能专门机构只是起步之举，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来明确发展目标、疏通堵点卡点，把制度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新动能，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人民日报经济社会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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