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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兰德(RAND)公司发布了题为《人工智能将引发军事革命?——重塑未来战争格局的核心路径》(An AI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Ho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uld Reshape Future Warfare)的研究报告,深刻剖析了人工智能对战争形态的颠覆性潜力。该报告提出“基础竞争要素”框架,从数量与质量、隐藏与发现、集中式与分散式指挥控制、网络进攻与防御四个核心维度,系统阐释了人工智能重塑军事优势的内在机制。该研究的核心论断指出,人工智能赋能的战争范式将急剧放大“规模效应”与“欺骗能力”的战略权重,任务式指挥仍为战场主导模式,网络防御有望赢得相对优势;为此,需在部队结构、作战概念及工业基础领域实施深度转型,以有效应对以“大规模兵力”与“强化战争迷雾”为核心特征的新时代作战挑战。
一、人工智能改变战争基础竞争要素的底层逻辑
人工智能作为“通用目的技术”,其军事应用价值远超单一武器革新。理解人工智能如何变革战争本质,关键在于洞察其重塑军事竞争核心维度的作用路径。在作战行动层面,人工智能可显著加速信息处理转化为战场知识、高效管理复杂作战系统、替代人员执行高风险任务,并优化作战决策流程。在战争准备层面,人工智能能够革命性提升装备生产效率、并加速新型军事能力的研发设计。基于此,该报告构建“基础竞争要素”框架,将战争解构为四对核心对抗关系,精准评估人工智能如何颠覆其动态平衡。一是在数量与质量的对抗中,人工智能如何权衡平台/兵力规模与单体性能?二是在防御方与进攻方的博弈中,人工智能如何有效保护己方力量并精准定位敌方目标?三是在集中式与分散式指挥控制的抉择中,人工智能如何优化决策权限分配以提升战场响应效率?四是在网络空间的攻防对抗中,人工智能如何确立持久优势?人工智能的核心影响力在于重塑战争经济学,能够有效降低大规模系统部署成本,并实施高复杂度的战略欺骗,极有可能催生新一轮划时代的军事事务革命。
二、人工智能对基础竞争要素的颠覆性重塑
(一)规模制胜:数量优势的战略地位空前提升
人工智能与自主技术正强力驱动军事规模扩张。人工智能显著降低了对高技能操作人员的需求以及平台的维护强度,结合增材制造等先进生产技术,有望彻底重构兵力结构的成本效益曲线。在空战等高消耗性对抗中,即使单机性能处于明显劣势,足够庞大的数量规模(例如4:1)足以抵消对手显著的质量优势(例如2:1的杀伤力差距)。人工智能驱动的自主作战系统比高端有人驾驶装备便宜得多,这让军力较弱但数量占优的一方,即使预算有限,也有更大机会取胜。作战距离半径、基地距离等地理因素及工业基础的大规模快速生产能力,是充分释放规模潜能的关键支撑与潜在制约。这一趋势正加速向海、陆、天、网等多维战场延伸,标志着战争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向过去“规模制胜”的回归。
(二)认知对抗:人工智能赋能的“战争迷雾机器”使防御方获得相对优势
传统观点认为,无处不在的传感器网络与人工智能融合将创造近乎“透明”的战场。然而,人工智能同样为防御方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工具,使其能够策划和执行前所未有的复杂欺骗行动。包括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即时创建高逼真度的物理/电子诱饵与虚假信息流;协调海量物理/电子假目标与真实作战单元的行动,最大化敌方认知不确定性;运用无人系统执行佯攻或欺骗性突击。进攻方面临结构性困境,这是因为人工智能信息融合高度依赖不确定性推理,其本质属于计算困难问题(NP-hard)。防御方只需成功增加不确定性(通过移除关键信息、注入噪声干扰),其操作难度远低于进攻方消除不确定性的努力。构建“战争迷雾机器”的核心目标在于系统性地污染敌方的作战通用态势图,诱使其陷入“弹壳游戏”困境——难以有效甄别真伪目标,尤其对依赖高精度情报的作战任务(例如定位特定机动导弹发射装置)构成严峻挑战。决定攻防优势归属的关键变量在于,规模层面,防御方需部署足量诱饵制造有效“噪音”,而进攻方则需投入巨量传感器/弹药进行“饱和覆盖”,同时承受资源消耗与自身暴露的风险;信息类型层面,隐藏高价值、需精确定位目标比隐藏部队大致方位更为可行,因攻击方在此类任务中容错率极低;环境层面,广阔且地形复杂的区域天然利于隐藏,而狭窄开阔地带则利于发现。尤其在核威慑领域,由于解除武装打击要求近乎完美的情报与打击效果,人工智能驱动的战争迷雾机器在制造战略疑虑、维持“相互确保摧毁”的稳定性方面可能发挥关键作用。
(三)指挥控制韧性:任务式指挥(混合模式)的持续主导与人工智能赋能
人工智能为指挥控制带来双向赋能革命。一方面,人工智能可显著增强高层指挥部(战区/战役级)执行复杂战役规划、动态资源调配与快速决策指令下达的能力,强化集中协调优势;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能为前线战术单元提供强大的实时决策支持、高效管理自主作战集群(如无人机蜂群),并在通信链路遭干扰/破坏时维持基本作战能力,极大赋能分散式自主执行。集中式与分散式指挥控制模式选择的核心权衡源于固有的战场信息不对称——高层掌握全局战略态势,而基层感知具体战术细节。这一根本性限制源于物理距离、通信脆弱性、信息传递的时效性与完整性,而非单纯的人类认知瓶颈。人工智能技术本身无法消除这一深层不对称性。通信赋能优先于智能提升:增强集中式与分散式指挥控制模式效能的关键路径在于大幅提升通信网络的鲁棒性(抗毁、低延迟、高带宽),确保关键信息能在各级指挥单元间实现可靠、实时共享。实验证明,即使在简单人工智能代理之间提升信息共享水平,也能显著增强作战群体在复杂对抗环境中的自适应协同效能,无需依赖低效的集中式微观管控。人工智能的核心价值在于强化任务式指挥框架下的动态协调机制、冲突快速消解能力及整体战场响应速度。
(四)网络空间攻防:防御方有可能赢得长期相对优势
人工智能直击网络防御核心痛点,当前网络攻防态势中,攻击方因仅需发现一个漏洞即可达成突破而具备天然的结构性优势。人工智能技术有望系统性缓解防御方面临的规模、速度与有效性三重困境。通过在开发阶段利用人工智能辅助编写更安全代码,可大幅减少软件初始漏洞,显著缩小攻击面,从根本上削弱攻击者优势;利用人工智能加速漏洞扫描、自动化补丁开发与测试、以及快速合规部署,能有效压缩“修复窗口期”,降低系统暴露风险;借助人工智能构建并动态维护更精准的网络态势感知基线,提升异常行为检测效率。攻防博弈持续升级,攻击方同样会利用人工智能提升漏洞挖掘效率、增强攻击隐蔽性及自动化利用能力。网络防御能否赢得长期相对优势,根本上取决于防御方能否进行充分且持续的战略投资,并有效构建和运营人工智能赋能的纵深防御体系。同时,保障人工智能系统自身的安全性,避免其成为新的高危攻击面,是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
三、构建面向人工智能时代的未来作战体系
若上述研判成立,人工智能将深刻重构全球军事竞争格局。为此,该报告指出,美军亟需进行深层次、全方位的转型:
(一)常规战争转型:拥抱规模、强化欺骗、保卫后勤
重构兵力结构,发展“高低混合”力量体系。必须摒弃过度追求单一“精尖平台”的传统路径,转向构建“点球成金”式的弹性组合。优先大力发展战略级的高端无人机、无人水面/水下舰艇等无人作战系统,在可接受的性能和平台损耗的前提下,以压倒性数量优势压制对手。同时,在深海作战、高端制空关键领域保留并发展不可或缺的精尖能力,形成高低互补、灵活配置的作战力量。
将战略欺骗升级为核心作战能力。将“战争迷雾机器”概念全面转化为可部署的实战能力。新一代装备研发必须将欺骗效能置于首要需求地位。系统性投资于物理诱饵、电子诱饵及协调其全域部署的人工智能决策系统,将欺骗行动视为提升作战体系生存力与杀伤链效率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力量倍增器。
应对对手规模优势与破解“后勤瘫痪”难题。大力发展并部署电子战系统、定向能武器(激光、微波)及由人工智能管理的分布式、智能化多层防空反导网络,以有效应对敌方的无人机/导弹集群饱和攻击。大规模部队的持续作战极度依赖强大而坚韧的后勤保障,需通过大型自主海上补给平台集群结合智能诱饵系统等创新解决方案,以保护远距离力量投送与关键补给线安全,破解“后勤瘫痪”这一核心挑战。
(二)国防工业基础革命:转向敏捷与大规模制造
当前国防工业体系难以支撑未来大规模、低成本无人装备的生产需求。必须实施根本性变革:第一,向高效量产模式转型。建立能够快速、低成本、大批量生产可靠无人作战系统的制造能力,深度融合商业领域先进制造经验与技术红利。第二,深度应用人工智能赋能制造。广泛应用人工智能优化生产流程、提升机器人化与自动化水平,有效缓解高端技能劳动力短缺瓶颈。第三,改革采办体系。彻底改革僵化、冗长的国防采办官僚体系,建立适应快速技术迭代与规模化生产的敏捷采办流程和标准。
(三)战略稳定性:人工智能强化核威慑基本面,警惕新型风险
总体而言,人工智能不太可能颠覆大国之间的核战略稳定性。核威慑的基石在于承受首次核打击并实施毁灭性报复的能力。成功实施解除武装打击要求近乎完美的目标监视、定位与打击链闭合,其容错空间几乎为零。人工智能赋能的“战争迷雾机器”能有效制造并维持攻击方对打击成功可能性的深刻疑虑,从而巩固“相互确保摧毁”的威慑基础。然而,必须高度警惕并管理以下潜在风险点:
一是降低小规模核武库门槛。人工智能可能增强大国对弱小拥核国家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的诱惑力与能力,破坏地区稳定。二是误判与过度自信。对人工智能情报分析或穿透欺骗能力的误判,可能导致灾难性的战略误判。三是不稳定应对措施。防御方在感知到生存威胁加剧时,可能采取不稳定措施,如部署高度自动化、响应速度极快的核指挥控制系统,增加危机升级风险。
(四)非常规战争新维度:警惕“虚拟控制”能力兴起
人工智能可能为强国提供“虚拟占领”弱国的能力。通过结合人工智能驱动的广域智能监控网络与机器人效应器网络,持续追踪目标区域人员、关键基础设施状态,实施无人机骚扰、网络攻击、非致命性精确破坏。强国可对弱国核心节点与社会运行实施远程、持续的胁迫与控制,大幅降低对传统物理军事占领的依赖。其局限性与反制在于,目标方可利用普及化的人工智能技术和无人机进行有效防御与反击;“虚拟控制”行为本身可能招致对称或不对称报复,甚至引发冲突升级。这标志着国际竞争与干预模式进入一个全新的、更复杂的维度。
四、总结
尽管人工智能的最终能力边界、变革速度(渐进改良或革命性跃升)、各军事领域优势的具体程度以及技术与部队转型的周期仍存在显著不确定性,但人工智能赋能的未来战争范式,将显著有利于那些有效整合大规模低成本兵力、精通先进欺骗与认知对抗手段、依托韧性分布式任务式指挥、并具备强大网络空间防御能力的作战概念与力量结构。即使人工智能以线性路径发展,其对军事领域的重塑效应也绝对不容忽视。对此,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一是加速关键能力投资与实战化实验。大幅增加对无人集群系统、下一代智能诱饵、人工智能赋能的集中式与分散式指挥控制工具、以及网络防御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投入,并通过高强度、贴近实战的演习与实验进行快速验证与迭代。二是推动深层次军事转型。超越对现有作战概念与条令的渐进式修补,围绕“大规模”“先进欺骗”“分布式韧性”三大核心支柱,彻底重构部队组织结构、装备体系、训练模式与作战理论。三是重塑国防工业基础与供应链韧性。将构建大规模、敏捷化、低成本生产可靠无人作战系统的工业能力提升至国家安全战略高度,确保供应链安全可控,融合商业创新活力。四是主动管理转型期风险。制定周密计划,应对组织文化冲突、人机协作信任建立、新旧体系转换期战备波动等关键挑战。五是立足长期战略均衡。避免将战略优势寄托于短暂的技术垄断或先发优势的假设上,即使在竞争对手获同等人工智能技术水平条件下,仍确保维持相对优势。能否成功驾驭人工智能赋能的“大规模兵力”与“超级战争迷雾”时代,有效整合技术创新、作战概念革命与组织体系转型,将成为决定未来战场主导权的重大考验。这需要持续投入前瞻视野、坚定决心,从而在由算法和自主系统重新定义的军事竞争新纪元中确保战略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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