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ckFi投资者准备在FTX达成交易时遭受严重损失

加密货币交易所称在香港启动诉讼程序
部分提款将恢复；正在谈判成立合资企业

CoinFlex表示，它已经采取法律行动，从一个客户那里追回8400万美元的损失，并正在与另一家加密货币交易所洽谈签署合资企业，以重振其财富。

上个月，该加密货币交易所暂停了其平台上的提款，因为一个对手方（后来被确认为长期的加密货币投资者Roger Ver）未能偿还4700万美元的追加保证金。

CoinFlex周六在一篇博文中说，在计算了交易所原生FLEX代币的 “重大 “头寸的最终损失后，该投资者的欠款总额后来有所上升。该博文没有提到Ver的名字。

CoinFlex联合创始人Sudhu Arumugam和Mark Lamb在周六的帖子中写道：”这个人首先要求我们清算他的账户，但后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继续告诉我们，他想把大量资金送到交易所，对期货头寸进行实物交付。现在我们很清楚，他是在拖延时间，并希望市场出现反弹，但这种反弹从未实现。”

这对搭档说，CoinFlex已经在香港启动了仲裁程序，以收回8400万美元，他们预计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大约12个月才能达成判。

因早期投资加密货币而获得 “比特币耶稣 “绰号的Ver拒绝对该案件发表评论。他上个月告诉彭博社，他与CoinFlex没有任何未偿债务。在6月28日的推文中，他说一个身份不明的交易方欠他 “一大笔钱”。

CoinFlex是在市场大衰退中挣扎运营的几个加密货币平台之一，市场大衰退使加密货币的总价值减少了了约2万亿美元，几个参与者已经暂停提款或申请破产。这场危机暴露了整个行业的连锁反应网，一家公司的失败会对其他许多公司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

Sudhu和Lamb在博文中说，目前正在实施一项计划，以USDC（一种与美元价值挂钩的稳定币）筹集足够的外部资金，以弥补缺失的流动性并恢复提款。这包括询问一些客户，他们是否可以通过 “将他们的一些存款转为股权 “来帮助该企业。

他们说，CoinFlex还在与 “一家大型美国交易所 “讨论，一旦融资过程结束，将成立一家合资企业。由此产生的交易将看到另一个交易所使用CoinFlex的平台，提供进入美国股票回购市场和可交付的永久期货，最初是通过离岸许可证，然后迁移到美国。

Sudhu和Lamb补充说，就目前而言，CoinFlex将寻求在一周内使10%的客户余额可供提取。

他们在帖子中写道：”这不是我们曾经设想过的位置”。

CoinFlex成立于2019年，是一家专注于衍生品交易的小型加密货币交易所。上周六，它的平台上锁定了约1.45亿美元的总价值。

Conti 勒索软件组织如何使哥斯达黎加陷入瘫痪

即使黑客组织崩溃，总统拒绝为结束网络攻击付费后，国家仍在挣扎

哥斯达黎加的数字治理负责人豪尔赫·莫拉（Jorge Mora）在 4 月收到了他的一位官员的消息：“我们无法控制黑客的攻击行为，黑客已经加密了服务器。目前我们已经与整个部门断开了联系。”

这是一个名为 Conti 的臭名昭著的俄罗斯勒索软件组织发起的令人痛心的网络攻击，该组织在数周内展开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攻击中诱捕了 27 个不同的部门，一切都始于这个中美洲国家的财政部。

据一位西方官员称，这次袭击“规模大到令人印象深刻”。

通常，黑客会设法访问单个系统，但哥斯达黎加的案例突显了网络安全薄弱对一个国家的整个 IT 基础设施构成的风险。在哥斯达黎加，Conti 花了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在其政府系统中挖洞，从一个部门蔓延到另一个部门。

Conti 开出了返还数据的价码：2000 万美元。但哥斯达黎加政府拒绝支付赎金。相反，新上任的总统罗德里戈·查韦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开始追捕所谓的“叛徒”，并依靠美国和西班牙等精通技术的盟友来提供援助。

“我们处于战争状态，这不是危言损听，”查韦斯在 5 月中旬就职后的几天里说，他指责上届政府隐瞒了破坏的真实程度，并将其与恐怖主义相提并论。

与黑客的对峙，使哥斯达黎加的部分数字基础设施瘫痪了数月，导致在线税收征收系统也瘫痪，扰乱了公共医疗保健和一些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薪酬支付。

与此同时，黑客组织本身就是因乌克兰战争而激化的黑客世界地缘政治竞争的受害者。在 2 月 24 日宣布支持俄罗斯后，该组织被一名内部人员背叛，据称是一名乌克兰雇佣黑客，他在网上泄露了他们的工具包、内部聊天和其他机密以进行报复。

网络安全公司 Darktrace 的威胁分析部门负责人 Toby Lewis 表示，虽然哥斯达黎加继续处理网络攻击的后果，但 Conti 的大部分内容在泄密后已经消失。

刘易斯说：“在 2022 年初是像 Conti 这样的团队的鼎盛时期，赚了相当多的钱”，“当俄罗斯乌克兰开始打仗时，这一切都结束了。从商业角度来看，支持俄罗斯是他们可能做出的最糟糕的决定。”

Conti 最有影响力的进攻竟然就是最后一次攻击。

安全研究人员表示，到 6 月底，Conti 嘲讽哥斯达黎加和其他受害者的面向公众的网站被关闭，其暗网谈判网站也被关闭。随着攻击的展开，莫拉说他的团队近一个月来每晚只睡四个小时，以减缓黑客蔓延其他部门的速度。

西班牙公开了自己的勒索软件保护软件 MicroClaudia，该软件由其国家密码中心开发。美国派出团队协助，微软、IBM 和思科捐赠了软件和专业知识，美国国务院悬赏高达 1500 万美元，欲将Conti 或其支持者绳之以法。

莫拉驳斥了查韦斯的批评，他说，如果没有他们在袭击后的快速反应和多部门的合作，“我们起码会有 50 起像财政部这样的案件”。

但哥斯达黎加试图重新控制其 IT 系统的努力伴随着 Conti 的倒台，进一步复杂化。

一位听取了调查简报的西方官员表示，即使查韦斯同意支付从 2000 万美元到 100 万美元不等的赎金，“也不清楚到底谁在勒索电话的另一端。打个比方，到 6 月，可能就没有人接电话了。”

总部位于以色列的 Cyberint 的安全研究员 Shmuel Gihon 说：“哥斯达黎加的 Conti 黑客勒索案引起了一些议论。” 曾经估计大约有 400 名黑客和数量不详的附属机构租用了他们的工具包——他们在 2021 年从至少 600 个目标中为俄罗斯黑客附属机构提供了数亿美元的加密货币——仅仅哥斯达黎加袭击后几周的时间内，这个数字很快就减少到几十个。但有迹象表明它正在以不同的形式重新组合。这包括一个名为 BlackBasta 的组织，该组织在新兴的几个月内已经攻击了 50 个组织。

安全研究人员表示，其攻击速度表明，来自 Conti 的逃兵将他们对受害者 IT 基础设施的了解带到了 BlackBasta。与此同时，哥斯达黎加继续努力应对四月黑客攻击的后果。与所有成功的勒索软件攻击一样，如果没有来自攻击者的密钥，就无法解密自己的数据——大多数系统必须从头开始重建，并仔细检查备份以确保它们不包含原始恶意软件。这个过程如果不是一两年的话，最快也可能需要几个月。

提供进出口服务的公司 Grupo Desacarga 的总裁莫妮卡·塞尼尼 (Monica Segnini) 说，直到最近，该国的海关系统还不得不使用纸张和电子邮件，慢的要死。“这意味着你不得不为那些在多年未使用的露台上放置数天的容器支付更多费用，”。莫妮卡补充说该公司是自愿缴纳公司税的，但实际上没有任何控制措施。

“我们在灰色地带运营。” 一位政府高级官员说，财政部的许多系统现在已经恢复，包括海关和工资系统。

哥斯达黎加人亚历杭德拉（Alejandra）的丈夫在接受采访时说，对于像亚历杭德拉这样的 65 岁以上的或者精神能力受损的哥斯达黎加人来说，医疗正在被推迟。医生无法访问她之前的 MRI，现在必须等到系统可以访问才能开药。

Zulma Monge 是该市东北部低收入区一所技术学院的科学教师和学术协调员，由于系统无法处理加班，她的工资比她应得的少 400,000 科朗。她正在用她的积蓄来支付她两个孩子的学费和她自己的第二学位费用。“这在以前从未发生过，”她说，“在[部委]中，他们没有给我们关于何时支付所欠款项的答案。”

负责科学、创新、技术和电信的部长 Carlos Alvarado Briceo 承认，防止进一步攻击的过程也并非完全顺利。另一个名为 Hive 的黑客组织攻击了该国的社会保障服务——西班牙政府的防御软件几乎没有部署，仅安装了 13 个单位，共 20,000 个。Alvarado Briceo 说：“显然总统很担心，他自己也很生气。. . 我们至少已经有了一些工具来控制它，但还没有发挥作用”。“我们国家过去没有按照要求认真对待这个话题。吸取的教训是什么？不要吝啬在所有机构中拥有必要的网络安全。”

美国CEO们已经失控了

“CEO们已经失控了。”

长期以来，CEO办公室一直是一个受人珍视的恶霸讲坛，是企业领导人影响公共政策和推动对其公司、员工或自己重要事业的天堂。

2016年，美国顶级商业领袖联合起来，反对北卡罗来纳州有争议的 “浴室法案”，包括停止当地的项目或活动。这次抗议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事件，有助于迎来CEO行动主义的兴起，预计到2030年，该州最终将损失约38亿美元。最近，许多首席执行官迅速动员起来，谴责弗拉基米尔-普京对乌克兰的无理攻击，并停止与俄罗斯做生意，此举可能对该地区产生深远影响。

但是，随着首席执行官的主张成为常态，老板们部署“扩音器”的节奏越来越快，最终可能破坏有影响力的地位，导致高管们成为愤怒海洋中的另一个声音。

研究该问题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Donald Hambrick告诉我，”首席执行官们已经失去了控制权。没有回头路可走了，因为员工依靠他们，期待他们，而且基本上是要求他们。而他们的声音的重要性变得淡化了。它没有同样的效果。”

很明显，美国的政治体系已经崩溃。民选官员几乎完全扎根于他们各自的政治阵营中，只出现在向反对派部队投掷手榴弹的地方，并且每隔一段时间，对正改善他们所代表的人的生活的立法进行投票。你知道，得做他们的工作。

一些高管很早就意识到了这种迫在眉睫的领导空缺，并介入其中。例如，马克-贝尼奥夫(Marc Benioff)和其他人以他们在LGBTQ+权利上相当活跃（至少在当时）的立场，帮助创造了 “积极的CEO “标签。

自从贝尼奥夫在2015年对当时的印第安纳州州长迈克-彭斯(Mike Pence)采取致命的立场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断有新的理由让人感到羞愧：致命的新冠疫情、大规模枪击事件、叛乱、民权的破坏、畸形的仇恨犯罪；这个名单不胜枚举。

在包括政府和新闻界在内的大多数主要机构的信念达到近乎危机的水平时，首席执行官仍然是一个相对可信赖的声音。现在的挑战变成了平衡如何在永无止境的混乱中维持这种受人尊敬的声誉。

多年来，像贝尼奥夫或摩根大通的杰米-戴蒙这样的首席执行官的严厉声明会引起震动。这种新鲜感基本上已经消失了，特别是考虑到在幕后，许多企业根本无视这些言论，继续从事着矛盾的行为。
现在，企业领导人需要对他们的反击方式有所创新。当美国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多数决定取消有几十年历史的宪法规定的堕胎权时，像巴塔哥尼亚这样的公司提出，如果工人在抗议这一决定时被逮捕，他们将承担费用。
活动家和罗格斯商学院教授Jeana Wirtenberg说：”声明是不充分的。如果它是虚情假意的，而且他们没有在背后采取任何行动，它可能会造成更多的伤害而不是好处。”

然而，首席执行官们仍然犹豫不决，不敢把脖子伸得太长，特别是如果这意味着破坏公司的财务业绩。而且，坦率地说，有许多利益相关者可能更希望如此。

CEO的主要任务是赚钱。这一点从一些人在倡导问题和继续保留那些破坏这些努力–甚至公然违抗这些努力–的客户之间的分歧中可以看出，比如Salesforce和NRA。
但是，行动主义不再是叛逆者的专利。相反，它正在成为企业品牌战略的一个常规部分，这意味着，像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其他珍视的东西一样，公司正在寻找方法，通过采取立场来赚钱。
按照Hambrick的说法：公关公司甚至向CEO客户建议，他们参与 “与他们在市场上的差异点相关的 “问题。

这就是商业中的现实。但这是一个可以与投资者以外的许多利益相关者互利的抢钱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