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融合了数据、算法、算力、应用、平台等诸多数智要素，是一种极具赋能性的技术，极其广泛、系统地嵌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大领域，赋能产业、生产、治理、服务和生活。“人工智能+”，既强调人工智能在全方位赋能中的战略地位，也隐含了全方位赋能发挥头雁效应所需叠加的提供支撑的制度。这一部署，将加速推动人工智能深入生活世界，将社会发展带出“商工技术”的增长极限，发展出数智文明“超越内卷”的“数智生活世界”新样态。“人工智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发展意义，贯彻落实好这一行动部署，需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具有的全方位赋能的技术禀赋与制度依赖。

“人工智能+”的全方位赋能，根源在于这一数智要素融合创新技术具有全方位赋能的技术禀赋。

一是增富禀赋。融合了数据、算法、算力、应用、平台等诸多要素的人工智能，广泛嵌入经济领域各环节，推动数智产业化、产业数智化、生产数智化和生活数智化，人工智能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相融合，一方面推动社会财富的增长增值，另一方面有助于丰富社会财富的创新形态——数据、大数据、数据库、算法、算力、数智应用、平台甚至数智网络等。构成国民财富的数智化必需品、数智化便利品在国民财富中的占比日渐提高，江小涓研究员认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的比重将超过50%。

二是赋权禀赋。依托大数据、数智算法、数智应用，人工智能广泛嵌入经济管理、政府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治理等领域，推进治理空间、治理结构、治理过程、治理流程智能化，有助于提升治理的科学性和效能性。人工智能赋权治理、优化治理，实现数智治理、智慧治理。各大城市推进的“城市大脑”“智慧城市”，其实质是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支撑，将人工智能广泛、深度嵌入城市治理，赋权城市治理。

三是生智禀赋。人工智能有助于提升决策数智化和知识生产数智化。人工智能通过深度学习、自主学习，实现数智化搜索信息、收集信息、加工信息、分类信息、处理信息、输出信息等活动，具有远超人脑信息处理决策和知识生产的能力。在当前知识经济和注意力经济时代，人工智能已经具有了高度、高效参与决策生产、知识生产的技术禀赋，如生物计算技术领域，通过人工智能的嵌入赋能，快速预测蛋白质结构、加速分子筛选、设计候选药物分子，显著缩短研发周期。

四是智服禀赋。人工智能不仅可以嵌入市场服务，也能嵌入社会服务、政府服务。通过赋能式嵌入服务领域，有助于提升服务领域智能化、效能化。尤其在数智服务需求大，基础设施比较薄弱、脆弱的领域（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医疗、交通、文旅等）和地区（农村、山区），有助于提升现代国家公共服务，消除长期以来城乡之间存在的“服务鸿沟”，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数智化可及和均等化。

总之，作为一种融合诸多数智要素的创新技术，“人工智能+”既具有赋能要素的丰富性，也具有赋能领域的广延性，还具有赋能形态的多元性。可以说，当代人工智能已具有一种全方位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技术禀赋。不过，高质量实现“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除技术外，还需要政策和制度等的支撑。“+”所包含的条件和制度，是一个存在制度依赖的复杂过程。

首先，当代人工智能以各种形态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必然带来诸多社会变革和调整，其对原有社会秩序、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带来诸多影响和冲击，引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诸多跨学科的关注和多学科的理论讨论，集中体现为有关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技术赋能的合法性思考，其中最根本的是人工智能技术伦理和赋能伦理。这方面的讨论，目前仍在多学科、跨学科展开。“人工智能+”的全方位赋能离不开明确的、可实践的伦理原则。未来，当坚持审慎原则，从公众实际的社会需求出发，通过平衡的、循序渐进的立法、政策或制度等方式确立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的伦理原则。其次，人工智能作为一项赋能型的创新技术，其实际发展与技术的命运主要取决于其赋能效应。而技术的赋能效应，主要与人工智能嵌入边界有关，具体而言，一是经济、社会领域的边界，主要通过嵌入领域利益关联者通过协商、合作、博弈等方式确定，起决定性的是平等赋能、公平赋能等市场原则和社会原则。二是涉及公共领域的赋能边界，公共领域相关公共利益关联者缺位时，需要通过法律划定赋能边界，防范发生“公地悲剧”。这两种边界，是法律与政策建构机制和社会与文化形塑机制共同作用的产物。最后，人工智能除赋能外，也裹挟着复杂风险，目前已纳入自然科学、技术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法学、公共管理学等多学科观察和讨论，如“AI数据隐私与安全”“AI算法黑箱”“AI算法歧视”“AI算法滥用”“AI信息茧房”“AI替代风险”“AI弱价值风险”“AI武器化风险”等。人工智能风险的防治，需要法律和政策提供具体的防控规则和治理制度。人工智能风险的法治化防控，既是“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的基础，也是推进和实现全方位赋能的制度保障。

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浙江大学“浙江数字化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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