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美国《野战炮兵》专业期刊发表了题为《人工智能在战争规划中的新前沿：人工智能智能体如何变革军事决策》（AI’s New Frontier in War Planning:How AI Agents Can Revolutionize Military Decision-Making）的专题文章。文章系统阐述了代理式人工智能（Agentic AI）在联合作战规划流程中的革命性潜力，强调其能够以超越人类的速度整合多领域信息、生成行动方案并加速决策循环，从而在现代高强度冲突中为美国维持竞争优势提供关键支撑。该文深入剖析了代理式人工智能的核心能力，指出其不仅能够提升传统规划效率，还可能重构战略、战役与战术层级的决策范式。同时，文章警示，若美国在采纳此类技术上行动迟缓，将可能在面对已装备“智能决策矛”的对手时陷入被动。文章呼吁美国国防部以实验性、迭代式的方式积极推进代理式人工智能在规划流程中的集成，并为此提出了具体的应用路径与政策方向。

一、代理式人工智能重塑战争规划格局

代理式人工智能代表了一类能够自主执行系列任务以实现复杂目标的人工智能系统。与传统依赖于单次提示的大型语言模型不同，代理式人工智能具备持续感知环境、自主规划并执行行动方案的能力，尤其在多域作战（MDO）环境中表现出显著优势。历史经验表明，军事决策者往往因无法快速适应动态变化的战场环境而付出惨重代价。现代战争节奏空前加快，信息泛滥与复杂性激增，传统以人力为核心的规划流程已显疲态。代理式人工智能的出现，为应对这一挑战提供了突破性工具。

代理式人工智能的核心价值在于其能够以“机器速度”实现信息优势与决策同步。例如，在联合作战规划流程中，代理式人工智能可实时融合地理政治趋势、全球动态、国家政策、军力限制及多域数据，生成综合性的行动方案建议。它能够持续跟踪联合部队与盟友的动向，并预测敌方行动，从而为规划者提供多域态势感知与快速方案迭代能力。此外，代理式人工智能还能有效减少群体思维、偏好追逐及认知偏见对决策的干扰，充当客观、高效的“思维长矛”。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在2023年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战略发布会上明确指出，人工智能赋能系统能够加速指挥官决策、提升决策质量与精度。代理式人工智能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技术前沿。

俄乌战争已初步展示了人工智能在现代战争中的价值。据报道，Palantir公司的人工智能软件承担了乌克兰大部分目标定位任务，且该公司向前线每个营级单位派驻了软件工程师，实现了技术能力与战术行动的紧密耦合。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上将称此类实验推动了“战争性质史上最重大的根本性变化”。这些战场实践预示，未来的决策优势将属于能够最快融合人工智能能力的军队。

二、现有战争规划体系的局限与挑战

尽管代理式人工智能展现出巨大潜力，美国国防部现有的联合作战规划流程仍严重依赖传统人力密集型模式，面临多重结构性局限。首先，规划周期漫长，从形势分析到命令下达往往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时间，难以适应现代冲突的快节奏。其次，跨域协同困难，陆军、海军、空军、太空及网络空间等领域的规划往往各自为政，缺乏实时、深度的整合。再次，信息过载与认知偏差常导致规划者忽略关键威胁或机会，尤其是在高强度压力下，规划团队容易退回熟悉但可能过时的思维模式。

此外，对手的快速进步也是严峻的挑战。若美国在采纳代理式人工智能上行动迟缓，而对手率先在全战略、战役与战术层级部署类似的“思维长矛”，则美军即使拥有先进装备，也可能因决策滞后而在战场上被机动性更强的对手压制。未来战争无疑将首先在信息域决出胜负，决策速度与质量将成为核心制胜要素。此外，代理式人工智能在受干扰的通信环境中的韧性、伦理规范、数据安全及人机协同等风险仍需深入探讨，但这不应成为推迟技术整合的理由。面对技术革命，拥抱风险、迭代前进远比等待完美产品更为紧迫。

三、构建人机协同的敏捷规划体系

为将代理式人工智能有效融入联合作战规划，文章提出了一套多层次的应用路径与政策建议，旨在构建以人机协同为核心的新型敏捷规划体系。

第一，加速实验与迭代集成。美国国防部应在联合作战规划流程中设立专项实验项目，以小规模、高频率的试点推进代理式人工智能工具的测试与优化。规划人员应以迭代心态对待技术整合，在实战化场景中持续识别与缓解风险（机器学习技术可辅助该过程），而非追求一步到位的“完美解决方案”。实验重点应放在提升规划速度、跨域同步与方案多样性上。

第二，明确代理式人工智能在规划各环节的具体赋能方向。文章列举了六项关键应用场景：（1）在多域作战框架中，依托其持续更新的联合部队与敌方动态信息，代理式人工智能可生成兵力部署建议并为对手制造多重困境；（2）在联合综合优先目标清单管理上，能基于实时战场条件动态区分目标优先级；（3）能够预测并追踪后勤短板（如燃料、弹药、补给），确保广大战区内的持续保障能力；（4）在行动方案开发中持续嵌入“红队”思维，克服规划者因压力而忽视敌方视角的天然倾向；（5）实时同步跨战场空间的指挥意图与指导，降低误伤风险并提升战术单位灵活性与杀伤力；（6）自动化生成并分发规划周期衍生的所有下游命令，将规划人员从繁琐的行政工作中解放出来，每周期节省数百工时，使更多战斗人员能够聚焦于作战任务。

第三，建立跨部门协同与人才发展机制。美国国防部应联合各军种、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美国联合人工智能中心等机构，共同制定代理式人工智能在规划中的标准化接口、数据协议与验证流程。同时，需加强规划人员与技术专家之间的交叉培训，培养一批既懂军事艺术又懂人工智能原理的“双通人才”，确保人机协作顺畅高效。

第四，推动安全与伦理框架的同步发展。在推进技术应用的同时，美国国防部应联合学术界、产业界及国际伙伴，持续开展代理式人工智能在对抗环境中的韧性测试、伦理审查及安全标准制定。特别是要确保人工智能决策过程的可解释性、可控性，并防止其在复杂战场中出现不可预测的行为。

代理式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战争规划的本质。其不仅能极大提升决策效率与质量，更可能重新定义未来战争中的优势来源。美国若不能率先将此类技术转化为实际作战能力，则可能在下一场高端冲突中丧失决策主动权。尽管技术集成伴随风险，但不作为的风险远大于行动的风险。

因此，美国国防部及各级军事领导者必须以紧迫感推动代理式人工智能在规划流程中的实验与采纳。这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组织文化的适应性调整以及政策层面的坚定支持。与此同时，必须把握好创新与安全、速度与稳健之间的平衡，通过迭代式学习不断完善人机协作模式。最终目标是构建一个兼具敏捷性、韧性与智能化的新型规划体系，确保美军在未来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中始终保持决策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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